刘益谦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珍稀奇名家大讲堂

 

刘益谦，曾就职于上海森林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迈尔福电工设备有限公司，现任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在“2007胡润百富榜”上，刘益谦位列第234名，资产为35亿元。“2008胡润百富榜”上，刘益谦位列第261名，资产为30亿元人民币。2013新财富中国富豪榜以170亿排名第三十名。

刘益谦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创业，当时做过很多行业。他最初创立了一个生产皮包的家庭作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益谦又做了两年的出租车司机。此后，他还开过百货商店。90年代初，刘益谦在刚刚成立的证券市场中发现了机会。

在资本市场取得的第一次成功来自100股“豫园商城”股票。1990年，刘益谦以每股100元的价格买入100股“豫园商城”，因为当时人们对股票的认识不足，一些股票被过度炒作，1991年，刘益谦的100股股票竟以每股1万元的价格卖出，净赚了近100万元。

1980年，上海富民街。刘益谦初二就开始在这里帮舅舅做皮具生意，手工做一个人造革手提包可以挣1块钱。生意红火后，他还外包给别人做，每天“赚100多块不在话下”。 “你们读书吧，我赚钱去了。”初中没毕业的但已是“万元户”的刘益谦在心里这样对上了高中的同学们说。但他并非没有忧虑，“我每天都在想，如果皮具生意不好了，我拿什么混饭啊。”3年后，20岁的他在豫园商场租下了一个小铺面，经营小百货。 那时常去南方进货，坐火车回上海下车后却老也打不到出租车，刘益谦很快意识到了其中的商机。“我是上海最早自己出钱考驾驶执照的。”他说。

1984年时，考一个驾照学费高达6000多元，敢做出这样的决定，的确需要勇气。4个月后，他买了两辆车，和哥哥做起了出租车生意。“那时候做出租车完全是暴利，满街都是找车的，从十六铺到码头，3公里要收人家50～60块，比现在还贵。”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初中没毕业，为什么呢？因为有钱赚……我记得老师对学生就讲过一句话，‘你们要好好读书，今后一定要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老婆都娶不到’……现在变化多大，大学生毕业连工作都找不到。那时候老师也不知道读书是为干什么，读书人是没想法的。当然我不是说我没读书很光荣……我是说这种教育方法到底对不对？应该用什么去教育一个少年？我个性中有很叛逆的一面。”2007年4月，他在接受采访时的这番激越陈词，也许正是对他没有承认但难免存在的那段“初中肄业”之心理阴影的了却。
 

1990年代初，中国证券市场在上海起步，在一个对股票和股市还缺乏理性认识的年代，人们疯狂的致富欲望与背乎常理的股市淘金观制造了大量的暴富机会，而刘益谦成了幸运者。1990年，豫园商城发行股票，由于刘拥有豫园商城城隍庙市场的铺面，他对该公司有信心。于是他以每股100元的价位，买入了100股豫园商城。生命中的第一只股票成了刘财富之路崛起的转折——在豫园商城股票以失去理性的疯狂势头一路狂涨的过程中，刘居然能冒着巨大的风险一直持有，直到1991年，刘益谦的100股股票竟以每股1万元的天价卖出，净赚了近100万元。

 

1992年元月，“股票认购证”这一显然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东西亮相上海滩，已经掘到第一桶金的刘在这张面值为30元的认购证上又找到了新的机会。和那些集中在黄浦区工人文化宫的人们一起，刘益谦成了上海滩第一批认购证的专业炒家。他又一次演绎了当年最激动人心的造富故事。当时，大多数参与者希望通过炒作赚取差价，但刘益谦计算后发现，股票认购证的中签率为10%左右，中签后其价格会超出成本很多。于是他以类似期货交易的手法大量高价收购认购证，认购证平均市价随之上升，在摇号后再抛出去。据他的回忆：成本30元一张的股票认购证平均以6000元的价格卖出，大概翻了200倍。

 

1993年，刘益谦在继续炒作认购证的同时，开始涉足股票一级市场和一级半市场。1994年底，已经拥有较为雄厚资金实力的刘益谦开始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在与多家机构做空327国债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了多头主力中经开的凶悍势力，他立刻由空翻多，躲过一劫。资本市场上的摸爬滚打使刘很快地发现新奶酪，而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作个人投资者了，因为他发现更有吸引力的“资本金矿”是那些尚未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但这是个人投资者不允许进入的领域，刘想到了成立公司。

 

2000年初，刘益谦成立了“上海新理益投资”，很快地，新理益便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大名鼎鼎了。关于新理益，刘益谦说，这个名称三个字中的“益”除了与他本人的名字吻合外，也有“运用新的投资理念获取收益”的意思。对于刘益谦而言，他的确是把这一理念用到了极致。新理益很快就成为囤积法人股的大玩家。2000年10月13日，新理益通过竞拍方式获得琼能源952万股法人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新理益频频出手，以受让或竞拍的方式先后进入北大车行、河北华玉、百科药业､、安琪酵母、威达医械等上市公司的股东行列。

 

2002年12月，“新理益”以1.4亿元的价格收购湖北“百科药业”约20%的国有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刘益谦也将第一次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刘把这次行动称为“在实业经营中的一次尝试”而在此之前，“新理益”进入前10大股东的上市公司有12家，但没有一家是第一大股东，刘益谦对此的解释是：“当时我们不愿在公司管理上牵涉太深，因为企业管理非我所长。”对这些低价介入的上市公司，刘益谦的计划是“长线投资，持有10年以上”。

 

谈到国有股减持，刘认为：“还是最开始的减持方案可行，在没有定论之前应该首先停止新问题的产生，等到市场容量扩大了，非流通股的比例下降，那时再解决就容易了。”谈到对金钱的看法，刘益谦说，“人生的财富不仅仅在于金钱，比如家庭､别人的认可､社会关系等，都是财富。”“新理益”目前只有8名员工，学历都不高。刘的主要助手是他以前的股票经纪人，也是收购上市公司的主要操盘手。刘益谦说自己也以个人名义参与了二级市场的投资，但“相对于新理益，这部分很小” 对于资本市场中存在的机会，刘益谦的看法是：“只要证券市场存在，就一定还有机会。”
 

 

从新理益集团在金茂大厦的办公室望出去，是陆家嘴密密麻麻的楼宇。刘益谦站在窗畔，脚下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穿一身泛光暗纹的黑西装，在偌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刘益谦

刘益谦

歪斜在沙发里，戴上半边耳塞，从电话里探听拍卖现场的动向。

 

凭这只耳朵，刘益谦屡屡决胜于春拍、秋拍会上。刘益谦自认并不是个有眼光的收藏家，他说自己靠的是耳朵。拍卖的预展，他从来缺席;到手拍卖会的名录，他也只在看中的拍品页面折个角。“但听一听现场的反应，我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2009年的北京保利春拍，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当仁不让上了拍品名录的封面。七年前，它首次从海外流回北京时，被尤伦斯以2530万的价格拍得。此番经过四个小时鏖战，会场上还剩下刘益谦，和一个电话委托竞拍者。五万五万地跳档，到凌晨一点多，价格已累积到4460万元。该出手了，刘益举牌自报，“加价50万”。

 

一遍、两遍、三遍，落槌的时候，刘益谦有点懵，“啊?这就结束了?”他心里的底价是一个亿。

 

“有时候会觉得像是跟一个影子较上了劲。”在记者对面的刘益谦，时而不自觉地凑近手机话筒。在很多个拍卖会上，他就是这样隐蔽在传声筒这端，发号施令。

 

百达翡丽表最后的成交价比他预期的超支了一点。五万块钱，对身家超过30亿的刘益谦来说，是小数点后好几位的事。但五万块的“失算”，让这个精明的资本玩家在采访中念叨个没完。

 

“胆大”甚至“无畏”，是这个“草根富豪”留给外界的鲜明印象。书读到十七岁，就从初中辍学。跟舅舅做皮包，三年后当上了“万元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万元户”是个很大

的诱惑，“所以我就想算了，你们读书吧，我赚钱去了。”

 

1992年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总共有207万张在市面上流通。当时，市场上每100张认购证的收购价，最高被炒到了19000元，而中签的认购证，每张能卖到3万元。刘益谦疯狂地开出每一百张20000元的价格，让人无法拒绝。在这副好勇斗狠的架势背后，是刘胆大心细的成本核算。因为按10.3%的中签概率，理论上每一百张能抽中10张，每1000张能额外多中三张。这额外的三张，倒手后能换来10万块左右的现金，也决定了他的资本投入。

 

如果把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行为，和早年炒卖股票认购证的手法两相对照，会有种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以高价坐庄进而控制风险边界的手法，他驾驭得轻车熟路。从买国债、倒认购证、收购法人股，到参与定向增发，次次手法都相似，但他每次都最大限度地捕捉到了其中近乎完整的暴利空间。

 

为什么总是自己?刘益谦在沙发上稍稍坐直，笑得脸皮起皱，“你不能说一个人中一次六合彩，就不能中第二次了。我可能属于运气比较好的，买一次中一次。”

 

2009年，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震撼出手，一年花13个亿如流水，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往死里拍高价”的草根富豪。比起那一年他在资本市场上的春风得意，这种事先张扬的“炫富”既招人嫉恨，又合情合理。

 

时隔一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猛增25%。人们回过头发现，刘益谦又赶在了潮流之先。

 

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在上世纪90年代曾任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主任。在分析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投资行为时，他认为：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财富阶层”，在数量上不到这个群体的千分之五。再加之艺术品市场本就不大，缺乏同量级的竞争对手，像刘益谦这样财大气粗的买家，用点小力气就能在拍卖场上掌握话语权。

 

在人前，他把“没文化”挂在嘴上，不露怯，“你们看我，不就是人傻钱多吗?”现在他摊开两手，还是右手的大拇指，明显粗过左手，“这都是以前踩缝纫机，做皮包做出来的。”

 

早年带刘益谦进入拍卖这行的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总经理董国强，认为这是刘益谦的一套话语方式，“就像王朔，自贬才能贬人。刘确实是个直脾气，在拍卖现场看上什么东西，半道就要劫杀。但他对艺术品拍卖市场是有一个总体判断的，他还是把艺术品收藏当成了一种资源配置的形式。”

 

 

2009年，刘益谦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投入了13个亿，2010年更是达到惊人的20个亿，今年上半年，他也花了近7个亿。北京保利还为他举行了个人藏品展。“除了故宫、上海博物馆和辽宁博物馆，我的古代书画是其他博物馆没法比的。”

 

在中国艺术品市场被资本托得水涨船高的这几年，刘益谦几乎成了被绑定在人们视线里的浮标。但在他眼里，“是你们在那个时候发现了我，不是我从那时才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初，艺术品刚开始成为一种合法化交易，刘益谦就只身踏进了拍卖行。初入拍卖场的他，两眼一抹黑。整个场子里，就认得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李可染。“当时可能知道齐白石，齐璜是谁就不知道了。”

 

第一笔交易，是他花几万块钱买下一幅郭沫若的字。“现在至少能卖到七千万，有那么大。”刘益谦跃起蹲下冲一面办公室墙头比画，“十八年前进入艺术品市场，主要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经济的一个判断，如果有钱人多，艺术品肯定会涨。至于什么时候涨，就没人知道了。”

 

捂盘是刘益谦所长。2005年，他只花了500多万，就从一位旧金山回到国内的卖家手上，接下黄庭坚的《砥柱铭》。今年春拍场上，《砥柱铭》配上一副篆书对联，卖出了4.2亿，创下中国艺术品的全球第一高价。

 

相比每次在聚光灯下出手，刘益谦出货时的动静几乎躲过了人们的视线。在《砥柱铭》之外，他还以1.2亿高价卖出了一件多年前流拍的拍品，当时的到手价只有700多万。“今年上半年，买了六七个亿，也卖了六七个亿，基本持平。”刘益谦自我总结。

 

“现在东西越来越贵，市场源源不断有好东西出现，这时会想着换。不可能一生只在买，现在基本上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换的阶段。”刘益谦如此一说，也符合董国强的观察，“可能他觉得艺术品市场的投资前景不如前几年那么好了。”

 

刘益谦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文征明、谢稚柳的几幅字画，那是他早年的拍品，多年来没有更换过。“现在让我一天没有事做，看看书，欣赏欣赏艺术品，那要浑身难受。我这个人心大，到这个年纪，还会想到新的行业折腾。”

 

刘益谦以及他的夫人王薇都极其喜爱收藏并乐于分享，2012年11月，夫妻二人位于浦东新区的龙的美术馆开幕，成为年度收藏界的盛事。现在的收藏有：

 

宋人《瑞应图》5824万元，明代画家吴彬《十八应真图卷》1.6912亿元，《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8344万元，清乾隆御制紫檀“水波云龙”宝座8578万港元，古琴3000万，粉钻8000万，保时捷Targa1000万，陈逸飞《提琴手》200万。

 

2009年11月18日，刘益谦夫妇特意拿出78幅红色题材油画，在上海美术馆大厅办了个《革命的时代》红色题材油画展，一时大腕云集，佳士得、苏富比等世界知名拍卖行老总纷纷捧场。走进刘益谦的别墅，你会发现几乎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推出的珍品都被他搜刮至家中。清宫廷皇家收藏著录《石渠宝笈》中记载的珍品，刘益谦有三十多幅，清初"四王"的作品，刘益谦藏有"三王"，并一直遗憾于"这么多年没在拍卖场看见王时敏的珍品，否则就齐全"。

 

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刘益谦承认，他在上海拥有数百套公寓，甚至多到他记不清具体的数字，其中包括他在2008年买下的一套汤臣一品公寓，6000平方英尺，花费1150万美元。

 

2013年9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刘益谦以800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竞得苏轼《功甫帖》，其后该作被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公开指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从而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

 

2014年4月8日，刘益谦以2.81亿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2014年7月18日在香港完成交接过程中，刘益谦用鸡缸杯喝了一口茶。

 

​2015年4月7日，刘益谦再以1亿139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9103万元）的天价拍下南宋时期的一件花瓶，这是南宋时期陶瓷器皿有史以来的最高拍卖价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