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瀛洲先生是我步入工作岗位后有幸师从的第一位老师。他既是开导教诲我学习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启蒙老师，更是我从事古陶瓷专业四十多年来始终追慕、景仰不已的终生老师。今逢先师110周年诞辰，回忆跟从先师学习、工作的时日，先师的音容笑貌和操行风范历历在目，永志难忘。
1956年秋，我到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工作的第一天，从冯先铭先生的介绍中得知，就在这一年，孙瀛洲先生已将毕生辛劳搜集的三千多件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我望着孙先生，心中油然生起敬仰之情。
当我在慈宁宫陶瓷馆第二次见到孙先生的时候，他微笑着，透过圆形黑边眼镜的上隙处看着我说：“年青人大有作为，好好地干。”使我顿感亲切，备受鼓舞。而后，先生又对我说：“博物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物安全，千万不能损伤文物。”随即，他示范地将一件文物展品小心地放入展柜，又稳当地摆好。就这样，孙先生言传身教的“文物安全”第一课使我切记心间，警醒一世。
1957年，由陈万里、孙瀛洲先生指导陶瓷研究室全体成员对院藏陶瓷文物的年代、窑口、真伪逐件鉴别，再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划定等级。虽然作为古陶瓷鉴定的专家，孙先生的意见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但在工作中，先生非常谦虚，每鉴定一器，都客气地请陈万老先看，做评价，再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谈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讨论，最后才做出鉴定结论，必要时，看上三五日后才拍板定论。记得在整理永乐白釉器时，一件纯白釉带暗花脱胎碗原定为永乐器，先生仔细看过后，提出年代有疑，对大家说：“先放在一边，存疑，再多看看。”我们随先生反复看了三日后，先生方给大家揭谜：“这种白釉脱胎碗，胎体过薄，手摸口沿边缘有锋利感，暗花纹样不及永乐真器流畅自然，是后仿品。”孙先生一贯实事求是而又谦虚谨严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我和同事们，我视其为毕生楷模。
“在工作中学”是孙先生向我传授的学习之道。在陶瓷馆陈列工作中，先生时常指点我如何把握器物特点。一次，站在明宣德青花的展柜前，先生教导我观察宣德青花色料的特征，告诉我这是用进口青料画的，青花色泽浓艳，浓重处蓝黑色上有铁锈斑点，微凹不平，锈斑浓的地方深入胎骨并有锡光。我看过后，指点摆在一侧的青花缠枝花卉梅瓶问先生：“这件青花上也有黑褐色斑，也是用进口青料画的吗？”先生说：“这件青花上的铁质斑没深入胎骨而浮在釉上，是黑褐色的，不显锡光，是用国产青料画的。”又说：“你要仔细地看，对比地看，反复地看，有铁质斑的地方用手摸一摸是否下凹不平，就能弄明白。”我遵循先生的指点看了多日，终于对明早期进口青料与国产青料的呈色特征有所感悟，深记脑际。在库藏品整理定级的工作中，先生像上述那样的细致传授颇多。我在做好鉴定划级卡片记录的同时，也记录下先生讲授的知识要点，还画些简图帮助记忆。先生看了我的笔记很是高兴，鼓励我说：“不错，学习就是要这样，随学随记，帮助记忆。”又告诫我：“学习中要多看、多比、多问，要虚心，有恒心，有信心。”先生归纳传授的这“三多”、“三心”研习经验使我受益匪浅，终生受用。
为了更快更好地培养专业队伍，20世纪60年代初，吴仲超院长提出由老专家带徒弟的培养计划，自此，我正式成为孙先生的学生。先生制订了“工作中传授与业余时间传授并举”的教学方案。先生带我去琉璃厂古玩店上课。讲课中先生再三强调：“鉴定陶瓷器时，一定要多方面仔细地看，切不可就其一点不及其余地下结论，这是鉴定的大忌。”先生讲授的关于造型、胎质、釉质、纹饰、款识等同时并用的鉴定要领是陶瓷器鉴定的法宝，必将世代沿袭承传。
在先生家上课的日子里，先生在生活上的简朴无华，在事业上的勤勉诚挚，都给予我极深的印象。他每晚必读书或撰写文章，我所见先生读过的《陶雅》、《陶说》、《饮流斋说瓷》等书中，字里行间先生用红色小楷批写的不同见解或甄订比比皆是，显现出先生勤于思索、刻苦钻研的精神。先生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的学术文章《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看法》、《试论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瓷器辨伪》以及《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皆是先生毕生经验的提炼，句句千钧。
先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甚严，期望甚高。每次上课，先要回答先生的提问，温习前一课的内容。答对时，先生点头微笑，答不出时，先生则眉头紧皱，严肃地批评：“不用心啊！”我低垂了头，无言以对，先生随即又语重心长地责勉说：“学习要勤奋、要刻苦。你年轻要努力学，听不懂的要问，要多问。”并常常勉励我：“各行各业都出专家，多数是男同志。你要努力学习，成为中国的女陶瓷专家。”面对先生的期望和鞭策，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回报先生。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被评聘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现虽已退休，但于中国古陶瓷的研习并未休止，仍致力于中国古陶瓷学会的日常领导和学术交流组织工作，并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我恪守先生身体力行的“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人生准则，努力做出更多的成绩，以告慰先师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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