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函日本天皇要求归还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近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所掠中国文物“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
唐鸿胪井刻石本是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公元713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使鸿胪卿崔忻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使命完成后，崔忻原路返回长安，路经旅顺都里镇，为纪念这次册封盛事，于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一块，永为证验。
1895年，清军将领刘含芳修建四柱方亭，护卫刻石。1908年，日本军队将刻石、护卫亭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掠走，藏于日本皇宫至今。
督促归还专家下月赴日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介绍唐鸿胪井碑的追讨有着巨大意义，这是日本侵略军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它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目睹了日本遣唐使西去东归学习盛唐的往事，也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东北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这块碑同时还反映了当年日军在甲午海战后对中国的暴行，属于强盗途径，“如果我们不提，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自己没有暴行。”
据了解，早在1992年日本天皇明仁访问中国前，童增就曾公开要求归还存放于日本皇宫内的所掠中国文物。今年8月7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已向日驻华大使馆寄出信函，督促日本归还石碑，目前大使馆已签收该信件。
童增表示，为了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首先是正式向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信函，要求归还文物，下一步将会就转交事宜追问日本驻华大使馆。童增透露，接下来该协会将会到日本提出诉求，还会联系有追讨文物成功经验的韩国专家团体进行协助。
大量研究证据十分确凿
童增说，之所以最先选择追讨唐鸿胪井碑，是因为国内若干学者对该碑进行了大量研究，掌握了日本掠夺该碑及其现存处所等大量证据，“碑什么时候从中国抢走的，最早存放于中国何处、现存于何处等，证据非常确凿，有利于追讨成功。”
据了解，中国国内学者早在多年前就已成立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对唐鸿胪井碑进行历史研究，包括碑的历史价值，以及流失到日本的过程等。
日本曾表示，唐鸿胪井碑已被列为日本国家专有财产，不允许随便进入参观。
据了解，白城师范学院原图书馆馆长教授、学者王仁富研究唐鸿胪井碑已有20多年，2011年他写信询问“唐鸿胪井刻石的安危”，日本皇宫回函确认唐鸿胪井碑安全无恙。这也是百年来，日本皇宫首次就唐鸿胪井碑现状予以公开回应。
而此次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要求日本皇室归还唐鸿胪井碑，这也是中国民间首次公开向日本追讨文物。
童增介绍，文物被抢夺也属于战争遗留问题。而对于该问题，国际法早有规定，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残害人类战争罪，不论其犯罪日期，不适用法定时效，可以永远追究其责任。”
追讨文物国际已有先例
童增介绍，追讨被抢文物早已有成功的例子。据介绍，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几乎与唐鸿胪井碑同时期被掠走。
从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经过长达近35年的努力，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正式将此碑归还韩国。
“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王锦思说，我国的唐鸿胪井碑比韩国分量更重，体积更大，时间更早，意义也更巨大。
他表示，如果通过民间努力不能促成文物回归，联合会还将参照韩国讨要“北关大捷碑”等国际先例，请求政府出面，“唐鸿胪井刻石到今年整整是1300年的历史，我们希望它能早日回来。”
专家说法：文物返还缺少有效法律途径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系教授管建强介绍，文物被日本掳走后，归日本的公权力所有。因此国际上对文物的追讨方式通常是通过外交途径。
管建强认为，一旦要正式进入追讨程序，无论是援引国际公约，还是外交途径解决，其主体当然是国家(政府)。“因此，除非某民间团体获得国家授权，或者某个具体的流失文物的所有者的授权，不然一般的民间团体存在着主体资格问题。”
此外，在他看来，尽管国际公约为通过法律手段追索文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公约本身的局限性，导致在适用法律规范时常出现种种障碍。
管建强介绍，世界上其他文物流失国也曾通过努力有着追讨文物成功的先例。从国际法层面来说，也有一些相关公约的问世。“但是，这些公约毕竟不是强行法。因此，通过什么途径，如何实现追讨我国历史文物值得我国政府重视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