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资料乃至文献认知，永远需要辩证的认识。在正上生古陶瓷沙龙创始人吴雨哲看来，收藏宋瓷，连明代文献都不可信。他认为，关于宋代“五大名窑、八大民窑”的说法是极不科学的，甚至正在误导着老窑瓷的收藏。
▌为什么说“五大名窑、八大民窑”提法不科学？
吴雨哲：过去将宋代的瓷窑大致分为两个系统，官窑系统和民窑系统。其中官窑系统即宋代五大名窑，民窑系统指的是北方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饶州窑系（景德镇窑）、龙泉窑系、建窑系和吉州窑系。如果了解宋代的制瓷体系，我们会发现，所谓“宋代官府为了满足对优质瓷器的需要，建立了官窑，生产精致美观的瓷器，专供宫廷使用，指的是哥窑、官窑、汝窑、钧窑、定窑。”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就像被划入民窑系统的建窑所生产的建盏，款识中最为常见的便是“供御”或“进盏”，其意义很明显，就是产品进献给宋朝宫廷使用。可见当时官、民的区隔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明确。
南宋 建窑油滴天目茶碗
▌宋代的制瓷体系是怎样的？
吴雨哲：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
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
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入估价出卖……”
这段文字表明，在宋代，瓷器和漆器库设在汴京的建隆坊。当时，包括浙江越窑、江西饶州窑等生产的瓷器、漆器都要送到这里验收入库，由内侍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诏，采购诸州瓷器。景德四年真宗下令，朝廷按需要挑选过后，多余的样品将送三司估价，然后可对外出售。
这段文献简直太重要了，它令我们豁然开朗。从中我们了解到，宋代的制瓷体系是民烧官选，很多窑口就像今天的民营企业，在生产的同时也承接政府项目。被政府作为指定采购点的窑厂有财力高薪挖人，进行资源调动。这个作坊拉胚一流，工资翻倍；那家剔划一流，全家都过来。从而集合最好的匠人，烧出金字塔顶端的器物。之后国家派督办采购，择优纳入皇家瓷器库。皇家挑选后，如果还有剩余就可以出售。
宋代的制瓷体系和供应制度，与元代以后有很大区别。所以如果用明清瓷器的思路去收藏宋代瓷器会产生很多偏差，比如明清讲究宫廷用瓷，在宋代瓷器中这就很难区分。好的瓷器不光皇室可以用，贵族也可以购买，甚至民间有钱的富人，只要买的起也可以用，而且窑厂只要资金，有上好的手艺人，也依然可以继续生产如此高档的瓷器，无非成本高，售价贵。
▌五大名窑之说是空穴来风吗？
吴雨哲：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可见，五大名窑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有确实的文献记载。但我挺不相信明代的文献，这类东西若想用来“证史”，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他是在“创作”并且不打算“传世”，否则就会带有主观因素，不是客观实在。
明清和宋代，中间夹着由女真人统治的元代，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多年，形成的汉文化断层已经很厉害，对前朝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证史的意义也大打折扣。我查文献一般会查到宋代，南宋、北宋会比较客观。“五大名窑、八大民窑”全是明代之后说的，宋代从来没说过，也许就不存在，因为宋代的制瓷体系决定了很多大窑口都有能力烧出特别精美的瓷器。所谓宋代“五大名窑”，圈内都这么说，圈外都这么理解，造成一个很大的误区。
比如钧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钧窑，就是这种天蓝釉、红斑、紫斑，和其他宋代名窑瓷器对比，是否觉得格格不入？公认汝窑代表宋代审美的高度，汝窑讲究天青、单色釉、色调偏灰，这明显和钧窑不在一个审美体系。但凡色彩艳丽的钧窑，我觉得多是金元时期的，属于少数民族的审美体系。
北宋 钧窑鼓钉三足洗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 台北故宫藏
另外，根据已发现的窑址，我们知道“五大名窑”以地名命名，汝窑在汝州，定窑在定州。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表明官窑在当时的京师汴京。可你听说过宋代有关钧窑的地名吗？
所以钧窑在所谓的宋“五大名窑”中是站不住脚的，仅能称之为钧釉。
民国时期所说的“家有钱财万贯，不如钧窑一片”的说法我认为都是讹传，这几年的建设出土了大量的古陶瓷标本，很多历史真相早已浮出水面，从拍场的钧瓷的价格上就可以看出大部分行家的认知是很统一的。
南宋 官窑琮式瓶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所以，在宋瓷中，我们并不能依靠一件器物的窑口、器型、纹饰来判断它是宫廷用瓷。只有少数，老百姓用不到的一些礼器。比如，之前礼器多青铜制，南宋的都城在临安，缺少原料，就烧制瓷器来替代青铜礼器用。再比如，仿青铜器造型的南宋时期的簋式炉、琮式瓶，就是专为宫廷烧制，这些老百姓用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