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CEO康柏堂（Thomas P. Campbell）宣布唐骝千（Oscar L. Tang）已将中国山水画传世名迹《溪岸图》正式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前，这一书画名迹只是寄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康柏堂馆长说：“唐骝千先生与其家族慷慨赞助本馆中国艺术的收藏和展览活动已超过25年。此先，唐先生即已捐赠我馆20幅十一至十八世纪的绘画名品，他还资助了数个重要项目，包括创建唐杨茜恩展厅（Frances Young Tang Gallery），方闻之研究室/库房（Wen C. Fong Study-Storeroom），以及设立中国书画初级修复师的职位。这次唐先生捐赠稀世名迹《溪岸图》，使我馆世界级中国绘画收藏又添一笔重彩。”
唐骝千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荣休董事，也是其亚洲艺术部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于1997年从定居美国的大收藏家王季迁处重金购入此画，后在大都会展出并寄藏于此，对于此次正式捐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他说：“我长久以来一直打算把《溪岸图》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在捐出正体现了我的一贯信念：无论是展示唐氏家族丰硕的艺术文化传承，还是呵护珍藏这样的中华’国宝’，大都会都是理想之选。”
五代 （传）董元 溪岸图 轴
《溪岸图》是唐宋传统过渡时期的重要见证
《溪岸图》是早期中国山水画的稀世名品，展现了十世纪时中国绘画从着重人物转为景仰自然的关键时刻。这时期的少量传世作品和文献记录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山水画在尺幅、技法和构思上的演进均极其可观，《溪岸图》正是最重要的见证之一。
纽约大都会亚洲艺术部主席何慕文先生 (Maxwell K. Hearn), 曾于1999年编著《溪岸行》图录（Along the Riverbank）讨论本图及其他十一件唐氏藏品。何慕文表示：“ 从1973年开始，亚洲艺术部荣休主席方闻先生便着手建立大都会的中国书画收藏。唐先生捐赠《溪岸图》正是这40年来的努力中的点睛之笔。本次捐赠与先前唐先生、狄龙（Douglas Dillon）、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等多位贤士捐赠及资助购藏的诸多作品共同成就了大都会的书画收藏。我馆得以呈现中国艺术发展中的一段重要里程：即从十世纪时兴起的巨碑式山水画传统，到十一至十四世纪时转化为一种自我表达的艺术形式的发展演进。”
《溪岸图》尺幅宏伟，是现存中国早期山水画中最高的作品。此画为绢本浅设色，因年代久远，绢色暗沉。画中前景绘临水一亭，一位文士坐倚亭槛，静观风起云涌，旁侧其妻抱子，有仆童侍立。亭外溪岸上长松落木，水面波澜如网。亭后山势陡峭，巨石嶙峋，往左上延伸。亭左一瀑布注入溪水。蜿蜒山径将前景引至远方雾气弥漫的河谷，雁阵掠空。山径上有六位行人。一位着蓑衣草笠，正赶回山庄。河畔一童子骑牛，则正前往一竹篱环绕的院落。院中有一女子正在备饭，另一女子则荷食行于廊下。院后还可隐见居室，主人一家则聚于溪岸亭内，恰似隐喻乱世中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湾。
在唐朝灭亡的907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之间的动荡时期，许多表现大自然雄伟气势的大师卓然兴起。他们大多不取唐代山水画的鲜亮色彩，改用水墨晕染捕捉烟云变幻的视觉效果。他们的作品尺幅巨大，使观画者沉浸于庄严的大自然。这个十至十一世纪形成的绘画传统，学界称作“巨碑式山水”。
《溪岸图》是奠定此传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物象透过层层水墨晕染呈现交织的明暗光影。轻微皴擦造成的质感和轮廓线的消失，迥异先前的唐代绘画传统。到北宋中期的十一世纪，个人风格的线条已取代唐人的晕染，成为山水画家表现物象和质感的主要工具。《溪岸图》画风介于唐宋两个传统之间，正应绘于格外重要的过渡时期十世纪。
五代 （传）董元 溪岸图（局部） 轴
高居翰提出为张大千伪作，曾引起争辩
1997年，《溪岸图》从王季迁（C. C. Wang）处购得，曾引起争辩。著名学者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认为此画不是十世纪的作品，而是二十世纪艺术家张大千（1899-1983）的伪作。上世纪30年代，画家徐悲鸿声称自己觅得了古画《溪岸图》，不多时，他将画割爱转让给了画家张大千，张大千随身把玩三十年后，又转让给了身居海外的收藏家王季迁。然而两个大画家的曾经收藏，却给此图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大都会博物馆为此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全世界的顶尖学者讨论其真伪，并出版论文集《中国画的鉴定问题》（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与会专家分为三方意见：一是认定为董源真迹，并以此否定一切现定为董源的作品；二是以为未必，但至少是北宋作品；三则直指为张大千伪作。但毕竟时隔一千多年，举证艰难，无可确论。如同传为东晋王羲之书法的《兰亭序》的真伪之辩，旷日持久，莫衷一是，但在一点上各方达成了共识：就是《兰亭序》的艺术成就极高，称之“天下第一行书”并不为过。而《溪岸图》的作者虽不可确定，但此图的艺术成就非常之高。
相当一部分中国绘画史专家认为，此图应为10世纪作品。“它的笔墨与传世五代作品《高士图》和《江行初雪图卷》相似。认为是张大千伪作，并没有确切明证。”上海博物馆单国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启功先生、傅熹年先生均将此作认定为北宋初期五代末期。大都会博物馆后来为这张画做了一个红外线检测，发现这张图画经过3次装裱，3次补的绢都不一样。而且，其上还有南宋贾似道、袁枢等人的印章。”尤其是明末的袁枢，是收藏荆关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经其收藏的递传董巨真品最多。以方闻、陈佩秋为代表的学者，坚信张大千没这能力仿造这么高古作品。“张大千的确爱临摹古画，他摹过董源，也摹过巨然。”单国霖表示，但以此认为这件《溪岸图》为张大千的摹品，理由并不十分令人信服。
在此前《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发表的纪念高居翰文章《成败皆“他者”——关于高居翰先生的隔》中，顾村言记有：“2012年笔者在上海博物馆‘美国藏宋元画展’上面对这样一幅古代气息扑而来的黯淡画作，想起高居翰先生彼时仍坚持此作是张大千仿作的观点，几乎匪夷所思。高居翰先生所依据的观点如笔触模糊、结构布局以及图式等的不合理之处，与传世董源作品或有差距，但从绢本质地与笔触以及画作的气息而言，也不可能得出这必出于张大千仿造的结论，其观点之武断确实是让人惊讶的。”
此画在200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览中，与十一世纪范宽和郭熙的名作并列，又在201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认为：“这些博物馆是最受尊重的中国绘画保管和诠释机构，他们对《溪岸图》真伪问题的看法与大都会一致，也显示本馆断定的年代无误，为中国绘画学者广泛接受。”
《溪岸图》有南唐（937-975）宫廷的重要山水画家董元（活动于930至960年代）的签款。另有三件传董元的画作存世，但学界对哪一件能反映董元的真面目尚无共识。而且这寥寥几件作品的风格也非常不同，因此不可能肯定为董元所画，更不用说董元的早期或晚期作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专家也因此并不断定《溪岸图》出于董元手笔，也不排除其手笔之可能，在专家看来，此画的重要性主要不在其与董元的关系，而更在其雄伟完整足为早期山水画的典范。
延伸阅读1：捐赠者唐骝千背景
唐骝千先生（右）
唐骝千（Oscar Tang）是香港纺织大王唐骥千的弟弟，唐翔千的堂弟。唐家祖籍无锡，几辈人都从事纺织或者其他实业。Oscar Tang生于上海，幼年来美接受教育，元配夫人杨思恩（Frances Young Tang）是民国外交官杨光泩与严幼韵的女儿、前通用电气管理人员杨雪兰的妹妹（杨思恩1992年病逝）；继室（2013年结婚）徐心眉（Agnes Hsu，照片上这位）是台北出生美国长大的华裔考古学家（据称徐的祖先为明代学者徐光启，母亲为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的后人）。
延伸阅读2：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的中国绘画
随着美国内战创伤愈合，美术馆依仗着大收藏家兴起。直到波士顿美术馆的芬那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极大影响、日本绘画源于中国，西方才开始重视中国古典艺术的收藏。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陆续涌现出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席克门（Laurence Sickman，1907-1988）、李雪曼（Sherman Lee，1918-2008）等收藏和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人物。
方闻提出中国书画一件件地搜集为时已晚，必需收藏“收藏家”。
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Met的收藏时，注意到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方闻。他1930年出生于上海，少时学习书法，1957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 1999 年。1971 年方闻出任Met亚洲部主任，当时他提出：中国书画一件件地搜集为时已晚，必需收藏“收藏家”。被收藏的“收藏家”便是王季迁（1906-2003）和顾洛阜（John M. Crawford，1913-1988）。Met收藏的五代的《乞巧图》、宋代李公麟《孝经图》和赵孟坚《水仙图》等，均出自王季迁的收藏。
王季迁所藏宋李公麟《孝经图》（局部），1996年入藏Met
王季迁1906年出生于苏州东山，14岁拜师于“过云楼主”顾麟士，1928年求学上海结识吴湖帆，在苏州九如巷与张充和为邻。1935年经吴湖帆推荐受邀为故宫博物院赴伦敦展览的审查委员，得以见到许多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从“过云楼”到“梅景书屋”，再到“溪岸草堂”，王季迁确立了在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和鉴赏领域的地位。
1949年，王季迁定居纽约，不久后便从犹太古董商处购入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1968年，又从张大千处购入五代董源《溪岸图》。1973年，在方闻的牵线下，王季迁将其收藏的25件宋元精品捐赠给 Met，其中包括米友仁《云山图卷》、赵孟坚《水仙图》等。1997年，王季迁将包括五代《乞巧图》等在内的12件藏品捐赠给 Met。而《溪岸图》则由唐骝千购入。Met后 特辟“王季迁家族艺术馆”，将其历时70年的收藏的60余件中国历代绘画珍品陈列于此。
相比王季迁的世家出身，顾洛阜则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他出身于普通的爱尔兰移民家庭，在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收藏界脱颖而出。1955年，他了解到书画在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性，大胆迈进了笔墨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顾洛阜悟到“书画同源”，甚至认为书法更高一等，更领会到诗、书、画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于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收藏中国书画上。
1981年，他半捐半卖地把宋郭熙《树色平远图》和赵佶《竹禽图》等“转让”给 Met。
顾洛阜所藏宋郭熙《树色平远图》，1981年赠予Met
顾洛阜所藏赵佶《竹禽图》，1981年售予Met
顾洛阜的一生没有子女，仅有男性伴侣，他认为自己只是古代书画暂时的守护人，在绵长的历史上，这些文物只能短期的拥有，但必需善为珍存，以期传之久远，他认为公共艺术机构是文物最好的归宿。
而这个“公共机构”就是 Met, 顾洛阜的居所和 Met 也仅隔两条街。他很早就许诺将把所藏的好书好画遗赠给 Met，也是使Met成为西方第一家得以将中国古代书法和绘画全面呈现。其中宋黄庭坚的书法《廉颇蔺相如列传》，马远的绘画《月下赏梅图》等均出自于顾洛阜的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