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提倡讨论文物的价格?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权力讨论这个价值！
我看到一条消息很生气！
这个记者是这么报道的，说这回出土的什么什么文物，每件都在一千万元以上。我很希望我们的记者以后不传达这种信息，让我们的人民从精神贫穷中走出来，建立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信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有钱没有用的，你越有钱人家越瞧不起你。
前两年文物拍到一个亿的时候就有记者跟我说，是不是文物进入了亿元时代了。
我说当然不可以这么说，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很简单，我们偶然去餐厅吃一个鱼翅，我们不能说饮食进入了鱼翅、鲍鱼时代。我特别不喜欢在公开场合下去讨论文物的价格，再说我们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文物的价格永远是时时的，永远在变化之中。我们去买文物，你到市场买一个，你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到拍卖场上就是瞬间你愿意不愿意。我曾经说过，价格是衡量艺术品的世界通俗的标杆，如果没有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标明它。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么一个标杆，凡事都拿这个去标明，弄得老百姓觉着就是钱重要，其他都不重要。我很希望我们经历了五千年的文明，到这一刻应该去表达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我听过方文山演讲很有收获，我跟他做过一次节目，他是很内敛的人。他刚才说他做流行音乐，他说到这我就想，说来说去我也是做流行文化的，我实际上是做流行文物学，就是通过流行文化，通过一种通俗的办法，让老百姓对这个高深文化感兴趣，这是我想做的事。我可以把文章写得高雅，我可以写得连专家都看着费力，但问题是我不希望这样做，我很希望我们用最通俗的办法，像电视、杂志、报刊，这些都是给大众看的，我们没必要在上面说一些百姓听不懂的话，尽可能的让他们理解我们文化的好处。
说到故宫，故宫的重要性在于什么？
因为我们历史上所有的宫殿，重要的宫殿就剩下这—个。如果我们汉代的皇宫、唐代的皇宫、宋代的皇宫都存在，今天的故宫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比如 阿房宫今天的遗址有点残迹也不得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什么东西都得铲的一干二净才高兴。我们小时候老听说把什么什么人打翻以后再踏上一万只脚，中国人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所以遗址很难保存下来。所有的遗址都是大专家到那画一个圈，仔细一看是有点儿痕迹，没有那种壮观的。中国人特别爱毁。圆明园，我那天翻出一个照片，那时候圆明园没有人管，有一个圆 明园管理处的小牌子，我去了以后整个一片都很空旷，很多人在那不停的敲汉白玉，全把它敲碎。当时我很纳闷，敲这个干吗？后来得知，他们把它敲成米粒那么小以后掺在大米里。过去一麻袋大米180斤，里面掺十斤汉白玉沙子，多卖十斤钱。
我特别同意方文山讲的关于文化的自尊，文化的辨识度非常重要。
他放了两段视频：
第一段是一个歌，没有画面，就是书法，漂亮之极。
第二个放的是一段日本动画。
我们的文化跟它有什么不同，这个非常重要。你也不用去解释，它为什么不是中国的，谁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 说出来。你说我凭感觉知道不是中国的。问题是让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用几个字说出来它不是中国的。动画三分钟，从头到尾等于是慢动作，没有一个急速的动作，没有一个正常的动作，等于减缓了速度。这是日本精神的一个核心，它讲究的就是滞涩的文化，所以它的音乐是单调的，在极单调的音乐里加了沉闷的鼓声。我不懂音乐，但是我能听出来。日本文化的特点是非常滞涩，包括它的音乐也是单调滞涩的，它对人生的感悟也是单调滞涩的。日本动画片技术上能做得非常好，但是这片子做的看着像二维一样单调，包括那个狗后来叫了一声。这跟我们的文化完全不—样。我们的文化要求是流畅唯美。我们的文化强调流畅，日本强调滞涩，从头到尾地滞涩，所以让我们的感受非常强烈。
回到主题，我们为什么不在公众面前讨论文物的价格，是因为它过于庸俗。
一百多年以来，直到今天我们才能说有一个文化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我总跟年轻人讲，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以全会的形式讨论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决议推出只此一回。
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提文化，以前不提？是以前不能提，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提，我们今天有这个条件了。
一百多年以来，至少是从太平天国以来一直我们一直对文化持绞杀式的批判态度， 但幸运的是文化总能活过来，怎么绞杀最终它也死不了。所以这110年以来，从太平天国，从清 朝后期起就对文化强有力的批判，持续到民国，持续到建国，持续到文化革命。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把这110年以来对文化的绞杀式的破坏做了总结而已。
我们今天为什么谈文化?就是时机到了。
我特别喜欢看的片子是《动物世界》，我们用《动物世界》非常能说明我们的文化现象。当一个非洲的猎豹去捕捉羚羊的时候，它在A点捕捉到，但是它不能提前到A点去，它一定要通过从C点起，不停地转换调整，最终在A点把它摁住。我 们今天必然要走这条曲线，我们必然要跑这些没用的路，到A点等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历史上付出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必须的。人类永远在错误中前行，人类永远试图找到正确的路，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在错误中前行，不停地修正自己错误。人比别的物种高一点，就高在修正错误的能力，其他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文化现象，我主张不误导公众，尤其不拿价钱误导公众。
我有时候半夜三更的时候会看点旧片子。前些日子我出差，比在家里轻省，晚上没事在宾馆看《红灯记》京剧。在最后刑场那一段，李玉和搀着李奶奶走向刑场，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怎么对一个烂熟的戏还这么感动。我那天忽然明白一个道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我们所有的文化艺术品，电影、影视剧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幸的是九十年代以后，所有这些东西的目标丢失了。
现在为什么好多东西不如那时候好看，不能让人看进去呢？
是因为那时的大目标是明确的，我们今天全社会丧失了这个目标。如果非得找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钱，所有人都往钱上奔。 大家都往钱上奔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茫然，非常的堕落。在今天这种研讨会上我确实不该说这种事，扫兴，但是我对社会这种堕落实在是痛恨。刚才海岩说我活的不愉快。太对了！经常看到这种事，没法愉快。他说希望我把调子降下一点就会愉快。我试图降下一点。
我们今天在故宫谈论这样一个话题，实际上，探讨这个话题是低估了今天在座的人。我们进入了故宫这样—个文化宝库，这样—个文化的圣殿，中国人剩下的唯一可以向全世界炫耀的建筑群。故宫的面积比英、法、日、俄四国皇宫加起来还要大，这么大一个宫殿群是个历史奇迹。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我们的文化。由于长时间的贫穷，鸦片战争以后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状态，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人生的基本保证，所以我们很愿意谈钱。但是，今天中国人真应该好好想一想， 把握住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就可能有翻盘。汉代、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我们都达到过世界经济的最高峰。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这一代人看到，我们国家又达到一个顶峰状态，除了尊严以外，还得有修养，在这方面故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