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 鸢尾花

1987年到1990年，纽约和伦敦的印象派与现代派市场最大程度地显示，卖家与买家都可以从上涨中获益；这一时期成就了20世纪艺术市场的繁荣。

艺术史家认为“现代”艺术始于1870年的巴黎，而不是1840年的伦敦或是1900年的全欧洲——现代艺术空前的价格暴涨还不能说明市场趣味已发生决定性改变。老大师市场被印象派和现代派艺术完全侵蚀，还需要二十年时间。来自加州帕萨迪纳的诺顿·西蒙(Norton Simon)是这两个领域的著名收藏家，1961年在伦敦，他以821400英镑买下伦勃朗的《亚里斯多德沉思荷马胸像》，将老大师作品的拍卖纪录提高了三倍。1971年，在佳士得伦敦拍卖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231万英镑买下委拉斯凯兹的半身像《胡安·德·帕雷哈》(Juan de Pareja)，让老大师作品的价格进一步大幅提升；这幅作品的真伪并无疑义，但老大师市场却备受怀疑。尽管在1967—1968年间，印象派作品开始跻身100万美元的行列——莫奈的《圣阿德列斯的露台》(Terrasse a Ste Adresse)达到了141万美元，雷诺阿的《艺术桥》(Pont des Arts)达到155万美元——没有谁感觉到印象派作品的价值正在发生彻底的改变；就在那个冬天，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准备以500万美元买下列支敦士登手上的达·芬奇作品。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在2000年的艺术市场上，100幅最贵的画中有92幅是印象派和现代派作品；从1987至1990年，梵高、雷诺阿、塞尚和莫奈最好的作品造就了20世纪艺术市场的繁荣。但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印象派作品的价格还能在21世纪涨得更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新的老大师，那些在两个世纪前辛勤工作的艺术家。

亚里斯多德沉思荷马胸像

是美国造就了印象派作品市场今天的局面。事后来看，在1930年至1980年间，他们多少把持了艺术市场的顶端。战后真正能与美国的私人买家竞争的，是博物馆。在1975年之前的三十年间，这些博物馆仍然能在价格上胜过私人买家；其他的竞争者只有希腊的船主。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博物馆和富有的希腊人独力阻止了坚决的美国收藏家扫荡莫奈、雷诺阿和毕加索的作品，当时用2.5万—25万美元就能买到这些艺术家最好的作品。在苏黎世和日内瓦，瑞士交易商悄悄进行大额交易，但是直到70和80年代，瑞士人建立起投标财团，他们才开始与竞争者分庭抗礼。

当时的价格战至今让人侧目。2004年5月，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在苏富比纽约拍卖行以1.041亿美元卖出，而在1950年，惠特尼大使买下这幅画只花了3万美元。1989年，保罗·梅隆以2640万美元卖出马奈的《莫斯尼尔街》，而在1931年，雅各布·戈德施米特买下这幅画只花了6.5万美元。1987年，梵高的《向日葵》在佳士得伦敦拍卖行以2420万美元卖出；泰特美术馆在1924年购买的版本花了塞缪尔·考陶尔德的基金会1304英镑。

苏富比和佳士得终于开始将一些名录公之于众，列出了1950年到1980年间，美国上一代印象派和现代作品收藏家的名字。有一些远不如东部的贵族家庭——像惠特尼、洛克菲勒和梅隆家族——著名的重要买家浮出水面。印象派作品的买家广泛分布在中产阶级里以及美国的中西部——来自俄亥俄的约翰·帕蒂森·威廉姆斯(John Pattison Williams)几乎不为人所知，他拥有的蒙德里安作品《百老汇布吉乌吉》(Broadway Boogie-Woogie)现在价值4000万美元；在1980年之前，身份不明的罗伯特和吉恩·本杰明一直是康定斯基的重要作品《创作》(Composition)的主人。如果不是佳士得和苏富比的精装名录的忠实记录，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印象派和现代派作品的收藏家中，有许多到现在早已湮没无闻——新泽西新不伦瑞克的西沃德·约翰逊(Seward Johnsons)，婴儿爽身粉大王索尔·P。施泰因贝格(Saul P.Steinberg)、好莱坞的威廉·格茨(William Goetz)和哈尔·沃利斯、欧内斯特·加比什(Ernest Garbisch)。纽约的凯瑟琳·W。推德(Katharine W.Tweed)拥有的莫奈作品《国会》现在价值2500万美元，她是谁？纽约的阿道菲·拉维森(Adolphe Lewisohn)拥有一幅价值4000万美元的高更作品，他又是谁？

1980年5月，亨利·福特二世这个富有魅力的名字让印象派和现代派市场一步登天。他在一场拍卖会上卖出七幅画，最贵的一幅是梵高的《诗人花园》，价格达到576万美元，是这位艺术家此前的拍卖纪录的五倍。《花园》在1958年的戈德施米特拍卖会上价格为13.2万英镑(约50万美元)。艺术市场一再证明，一个爆炸性的价格最能吸引电视和报纸的注意，让公众为之着迷；一幅杰作让整个市场直上九天，那是夜空中的明星，是恢弘的幻景。《花园》这幅笨拙、沉闷的画远非梵高的最佳作品，但却创下新的价格纪录，这让竞买者产生了信心，于是一周后，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毕加索的那幅耀眼的蓝色时期自画像《你好，毕加索》(Yo Picasso)拍出更高的583万美元。又过了两周，惠特尼以714万卖出透纳的《朱丽叶和她的护士》(Juliet and Her Nurse)，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这些高昂价格的历史背景是，1979年伊朗国王被推翻，接着又发生了石油危机。美国的优惠贷款利率在1973年至1974年的阿以战争后已经飙升到13.5%，造成严重的石油短缺，而在1980年升至20%，后又升至21.5%，达到历史最高点。各种基金从华尔街逃往房地产和艺术品。纽约交易商理查德·费根(Richard Feigen)向全世界宣告了艺术市场的新智慧。“我们在玩的是一种新的游戏，”他声称，“每一幅重要的画都会创下新的纪录，我们最终将会看到价值2000万美元的画。”

既没有先例，也难以想象，但价值2000万的画真的出现了。人们还需要再等上七年。1980年的高价被证明还不是真正的曙光，我们现在已能看清出现这种情况的经济原因，但在当时却并非如此。美国两位数的利率持续了五年之久，一直到1985年，低息贷款的消失以及经济衰退让艺术市场陷入低迷，只在1983年5月有过短暂的晴天——当时苏富比举办了收藏先驱亨利·哈夫迈耶的遗产拍卖会，16幅画共拍得1683万美元。这次拍卖创下3700万美元的艺术品公开拍卖纪录，但却是对一个自鸣得意的理论的严峻考验，这个理论相信，无论经济形势如何，艺术杰作总能带来可观回报。在哈夫迈耶的遗产中，最珍贵的是德加的那幅令人痛苦的精美之作《期待》(L'Attente)：一位忧郁的母亲在等待自己跳芭蕾的女儿，她要么是在试镜，要么是在巴黎歌剧院的休息厅里作为情妇的候选等待某位戴礼帽的花花公子的评判。这幅作品要是在21世纪，合理价格也许是5000万美元，而在当时仅以374万美元卖出，买家不是私人，而是加州的诺顿·西蒙和盖蒂博物馆。这个价格当时是印象派作品的最高纪录，但如果过五年再卖，则可能达到3000万美元，而现在无疑会超过6000万美元。德加的《咖啡馆音乐会》(Café-Concert)也拍得341万美元。但这些卖价已足以让苏富比的印象派作品专家大卫·南希(David Nash)点燃一支雪茄，卖力唱起《幸福的日子又来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并且开始谈论“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但只要借来的钱利息不菲，就不可能出现他所预见的高价。

德加令人痛苦的精美之作《期待》

梵高的《诗人花园》以及《你好，毕加索》和《咖啡馆音乐会》的买家是美国的医疗服务亿万富翁，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温德尔·彻里(Wendell Cherry)——他是哈门那(Humana)医院集团的创始人，在他去世之后，该集团仍然在发展壮大。

到1986年，美联储接连降低利率，彻底改变了经济形势，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合并、收购、一夜暴富和投机的时代。比博物馆富有得多的个人开始把他们的财富投向艺术品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首富文莱苏丹和他挥霍无度的兄弟杰弗里亲王，私下以空前的5000万美元买下雷诺阿的《少女》(La Jeune)的五个版本之一，又用同样创纪录的价格，1600万和1400万美元，买下莫迪里阿尼的作品。这是一次金融操作——抬高两位艺术家的高端市场——结果完全成功。很快，在1986年12月1日，印象派作品又创下新的拍卖纪录：马奈所画的阳光映照的巴黎景象《插满旗帜的莫斯尼尔街》——这是另一幅悬挂了旗帜、颜色更为丰富的作品的变体——在佳士得伦敦拍卖行以770万英镑(1110万美元)匿名卖出；在1987年3月30日，梵高唯一一幅仍在私人手中的《向日葵》出现在佳士得拍卖行，以2420万英镑(3990万美元)卖给东京新宿的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引起轰动。这幅《向日葵》是1934年，英裔爱尔兰人采矿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比蒂(Sir Alfred Chester Beatty)以约1万美元(2000英镑)在巴黎买下的。佳士得谦称，他们“最狂野的梦想”也不过是不超过2300万美元，4000万美元的价格让他们“深深震惊”；佳士得专家克里斯多夫·伯奇彬彬有礼而又富有预见性地评论道：“这个价格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要等事情沉淀一下再看。”

一些非常富有的买家显然乐于促成这样的价格。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印象派和现代派作品的价格已经比1980年翻了五到十倍。

市场了解那些操纵印象派作品价格的人，甚于了解同时期那些抬高当代艺术品价值的神秘人物。

文莱苏丹(当时的世界首富)和他的兄弟杰弗里亲王、阿根廷水泥商的女继承人阿玛利亚·福尔塔巴(Amalia Fortabat)、哈门那医院集团的创始人温德尔·彻里、澳大利亚地产富豪和啤酒商阿兰·邦德、波士顿的石油和输油管道生产商比尔·库奇(Bill Koch)和帕萨迪纳的诺顿·西蒙，等等，就是他们在不断购买那些著名的杰作。画的价格虽然在上涨，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梵高作品的价格稳步攀升，这些收藏家挂在波士顿、纽约和棕榈海岸大厦里的其他梵高作品的价格也在上升。比如伦敦的勒菲弗(Lefevre)和马尔伯勒、纽约的阿奎维拉(Acquavella)和索，这些收藏家也同样乐意看到价格上涨。在1987年至1990年间，随着德加、莫奈、尤其是雷诺阿和梵高作品的拍卖纪录上涨到无法想象的高度，这些交易商待售的所有其他的德加、莫奈、雷诺阿和梵高的作品的价格也同样在上涨。1987年至1990年间，纽约和伦敦的印象派与现代派市场最大程度地显示出，卖家与买家都可以从作品价格的上涨中获益；正是这一时期成就了20世纪艺术市场的繁荣。

拍卖行显然也乐意让价格高涨；每笔交易，他们各收取卖家和买家10%的佣金。遗憾的是，1987年11月，澳大利亚的阿兰·邦德在与苏富比达成特殊约定后倾尽全力竞价，苏富比抬价的热情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在买下《向日葵》之后，邦德在1987年夏天(据信，这位不成功的竞价人出价较低)以1265万英镑(2020万美元)买下梵高作于1888年的那幅笨拙的《顶奎特尔桥》(Pont de Trinquetaille)，自那以后，这幅画的价格再也没有超过这次拍卖。1987年11月，他成为苏富比纽约拍卖行的一出戏剧中的明星人物，在2200名倒抽一口气的出席者面前报价5390万美元，结果却又拿不出这笔钱来。他在那个夜晚的目标是梵高的那幅细致的紫色作品《鸢尾花》，梵高1888年至1889年间被拘禁于位于圣雷米德普罗旺斯的疯人院，这幅作品描绘出这所疯人院对梵高造成的压迫。苏富比宣称《鸢尾花》比佳士得的《向日葵》“更杰出”，“私人收藏家手上没有什么作品能与之匹敌”，他们与邦德达成交易，只要他的报价超过5000万美元，他们就把一半的钱借给他。邦德同意了。当他打电话给坐在苏富比纽约拍卖厅包厢里的伦敦交易商比利·基汀(Billy Keating)发出交易指令时，处在半错乱的状态。他让全世界最贵的画又涨了1400万美元，但让全世界惊奇的是，他不可思议地付不出钱来。

苏富比在这场天价操纵游戏里扮演的角色在1988年浮出水面，引发了媒体的义愤(在业界也许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这种做法扭曲了艺术品真正的市场价格。美国人A。阿尔弗雷德·陶布曼是这家始创于1744/1745年的拍卖行的新主人，他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什么错：他指出，汽车交易商帮助买家借贷买车，是一种标准做法；艺术品也没有多少区别。但在1989年，他屈服于全世界的抗议，发誓不再采用这种做法。邦德应该在四年内支付这笔钱(因为用公司资金购买其他艺术品，比如雷诺阿的《漫步》，他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但完全未能做到。《鸢尾花》最终卖给了盖蒂博物馆，价格据信在4500万左右，差额则由邦德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