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衡《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封三《附识》
中学时期我读过余盖《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对“易案”是有所了解的。现将马衡《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封三《附识》
全文抄录如下：
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平生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旋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画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
著者附识。一九五○年一月。
马衡先生在《附识》中，从侧面对“易案”进行了回顾，并且再次肯定此案实属冤案。
《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内容列举历代帝王和书画名家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特别列举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之书画、碑帖中，有些虽名头不小，但品质低劣。通篇虽无一语涉及“易案”，但对南京法院发言人做出的“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武断结论，给予否定。而《附识》中“法院大窘”，最终“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印证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所持观点，所以《附识》有“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之语焉。
▲ 马衡《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首页
关键问题是，“易案”已过经年，且早有定论，易培基的冤屈，业已大白。时过境迁，马衡先生缘何在十几年后写这篇《附识》呢？
揭开《附识》之谜
2006年《马衡日记》出版。此时距我得到《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抽印本，已过了十余年光景。《马衡日记》一书收录的日记起于1948年12月13日，止于1951年12月31日。翻阅《附识》写著时间前后的《马衡日记》，令我激动的是此中确有关于写著《附识》的日记：
（1950年）二月四日（周六）。立春节。晴。
王雷来一道歉书，并附检讨记录。复函谢之。取旧日张菊生（元济）先生七十生日论文集中抽印本《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加以附识，托冶秋致董必老。得蒋扑安告贷书。
问题又来了。把写有《附识》的抽印本，托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送交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这又是为什么？既然《附识》开篇说“此文为易案而作”，我想《日记》中定有关于“易案”的日记。
继续翻阅《马衡日记》，我在1949年10月的几篇日记中找到了与马衡先生写著《附识》的相关线索。
十月廿四日（星一）。晴。霜降节。
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因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拨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见示，俾可逐条答复……
十月廿七日（星四）。晴。
郑西谛来。李响泉来。昨冶秋电话以吴瀛上书，董老不愿于此时出以示人，因其足以刺激人之情绪，允俟将来见示。现望余将所知事实，写一节略，以为对照资料，因于办公时间内抽空写之。苦于记忆不清，又托席慈为我采访。
十月月廿八日（星五）。晴。昙。
节略写成，请席慈誊清。冶秋来商文物局将于下月一日开始办公……
读以上三天的日记，已知这桩“公案”的起因，源于吴瀛先生的“上书”。
吴瀛（1891年至1959年）字景洲，江苏武进人。他和易培基是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在易氏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吴瀛受到重用。另据有关资料，吴之所以能到故宫博物院中，除了易培基的关系，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他是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亲外甥。庄蕴宽是参与筹建故宫博物院的民国元老之一。凭借这些关系，吴瀛担任了名列秘书长李宗侗之下但待遇相同的“简任秘书”（相当于院长助理）。“易案”发生后，吴瀛作为“易氏”的亲信，难逃干系，和李石曾的侄子、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同为“易案”被告。
▲ 鉴定书上册首页存沪书画类
易培基受冤含恨，抑郁弃世，吴瀛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忘记为易培基伸冤。关于“易案”，吴瀛曾在他的《故宫盗宝案真相》（又名《故宫尘梦录》）中有详尽的回忆。其回忆录与余盖有着几乎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易案”发生的伏笔在建院初始就已埋下。因易培基反对，本来内定副院长的张继只担任了文献馆馆长。李宗侗冲撞了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只是个导火索。吴瀛对易氏的继任者马衡也多有不满。吴氏自踏进故宫第一天起，就把当时参与故宫清室善后工作的人分为“北大系”与“政府官员系”，对故宫博物院里任职的“北大系”如马衡、沈兼士等人早有成见。不过在吴瀛1948年写的回忆录中，陈述了种种对故宫人事的猜忌和不满，但洋洋二十万言尚未提到马衡与“易案”有什么关联。对马衡的猜忌和不满主要是他认为马衡是“易案”的既得利益者，易院长待马衡不薄，而马衡却在易培基蒙冤时，没有公开站出来为易说话。
▲ 鉴定书下册首页存京书画类
事实上，吴瀛对马衡的猜疑和不满确有误解之处。易培基于1937年9月22日病故于上海，那时马衡已经离开南京押运故宫首批文物西迁了。设身处地想一想，鉴于当时的氛围和马衡的身份处境，确实很难挺身而出为“易氏”辩解。而“易案”发生后，马衡并没有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而是假张菊生70岁生日之际，写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明里暗里地为“易案”辩证，并对南京法院纠正误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
既然吴瀛在他苦心写著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马衡与“易案”有任何关联，那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吴瀛就迫不及待地把马衡作为幕后操纵“易案”的主谋，告到“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那里？经查找资料，我在1981年11月吴祖光《怀念父亲》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吴祖光在文中说：“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父亲。”
这里所说吴瀛的告状起因、时间与马衡1949年10月的三篇日记内容吻合。据马衡日记，吴瀛上书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是毛泽东。
▲ 民国三十六年首都（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首页
易培基曾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老师之一。据有关资料，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这位恩师，曾多次对当年的师友谈起易培基，并强调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啊！”言语之中，流露出怀念之情。
▲ 《马衡日记》
也正是易培基、吴瀛与毛泽东的历史渊源，促使了吴瀛在新中国伊始即向毛泽东上书，“我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了。当时张继已经去世，崔振华、郑烈、李宗侗先后去了台湾，这口恶气怎么出呢？他选择了至今仍然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的马衡。
▲ 1949年10月24日马衡记下吴瀛诉告易案事件。
▲ 1950年2月马衡记下在《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书写附识一事。
吴瀛致毛泽东的要求平反昭雪申诉函，很快就批转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案头。吴瀛申诉函的内容无从得知，但从马衡先生1949年10月24日的日记：“闻吴瀛以‘易案’经十余年沉冤莫白，特上书华北人民政府请予昭雪。董老搁置未复，顷又上书于毛主席，发交董老调查。晨诣冶秋始知吴瀛之请昭雪‘易案’，完全对余攻击。谓张继、崔振华之控诉易培基，为余所策动，殊可骇异。”依然可以看出，吴瀛的上书是很有分量的，足可引起中央上层的重视。毛泽东将申诉函批转董必武处，令其调查。当马衡提出拜访董老说明情况，遭到拒绝的同时，董老却远赴上海拜会了吴瀛。无法与董老当面陈述，马衡根据董老的指示，写了一份材料交给王冶秋转呈。
到此，吴瀛上书之后的情况逐渐清晰，《附识》之谜不解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