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画收藏是各类艺术品收藏中段位最高的，需练就火眼金睛，方能具一定的鉴赏能力。去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发文质疑上海藏家刘益谦以5037万元在纽约苏富比拍回的《功甫帖》为伪作。此事引发各路学术、市场英雄的真伪大辩论，且至今仍未见分晓。
事实上，这也是古代书画鉴定高深的一个缩影。对墨迹、笔法、辨鉴藏印、识题跋、题诗，查史料……藏家、书画鉴定专家往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练就十八般武艺，甚至不惜动用高清影像和高倍扫描仪器等。新京报记者以《功甫帖》为例，梳理了自去年底开始的各方辩论，看看在这场目前没有结论的真伪大争辩中，双方到底用了哪些鉴定招数。
1 看笔法、墨和色
每一个人执笔、下笔的方式方法，执笔的高低、竖立、倾斜等，以及下笔时轻、重、缓、急等，都有不同习惯。这些不同的习惯必然在笔锋着纸时会有不同表现，显出不同的笔法特点。用墨也有个人习惯。其中，对于苏轼书法的完整认识，是建立在传世可信的墨迹和早期刻帖善本基础上的。
“伪作派”：上博研究员认为拍品《功甫帖》书艺与苏书不符，用笔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兴味索然、寒碜，运笔亦不知所措。
“真迹派”：坚持真迹派的代表之一朱绍良则表示这幅《功甫帖》是苏轼标准的“玉环体”书风。刘益谦方面更是用6000万像素的扫描仪通过前面背光、放大、高倍扫描得出《功甫帖》是自然书写。
2 辨鉴藏印
书画上作者和收藏者钤用印章，是作为征信之用，可以让后来者依靠它来辨真伪、断年代。
该《功甫帖》钤鉴藏印九处：有四方不可全辨半印，有清代安岐、江德量、张镠、翁方纲以及近代许汉卿的鉴藏印。同轴另纸装裱钤明代项元汴常见鉴藏印三方。
“伪作派”：上博研究员认为除许汉卿藏印外，其余鉴藏印皆为清中期以后伪印，理由是所有鉴藏印印色相同。此外，上博根据台湾图书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对比得出，安岐旧藏《功甫帖》确有经明代项元汴、清初梁清标收藏递传之史实及其原貌。而苏富比“墨迹本”本幅并未见项元汴三印和梁清标(1620－1691)的两枚藏印，四枚旧印的篆文书写笔画形态、文字内容及印章尺寸大小等特征也与翁氏所记不同，明显属于两件作品。
“真迹派”：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专家则表示通过实物对比和高清照片放大后对比，墨迹本上所钤鉴藏印不存在上博三位研究员所指认的钤印印色相同之说。
同时，朱绍良指出，张伯英收藏的王羲之《此事帖》、普林斯顿大学王羲之《行穰帖》等也经过项元汴收藏，已有普世定论为真迹，四幅作品本幅上均没有项氏收藏印。
3 查著录及大家掌眼
历史上公认的书画鉴定专家的掌眼也能让后世对真伪的辨别增加了另一重保障。当然他们也会有“走眼”之时。此次《功甫帖》真伪事件中，双方便就张葱玉先生、徐邦达先生是否鉴定过此件拍品有所分歧。
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专家指出《功甫帖》墨迹本是一件经清代安岐《墨缘汇观》、李佐贤《书画鉴影》、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近现代张珩《张葱玉日记·诗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等中国书画权威著作著录。
4 识题跋、题诗
题跋本身也是“书法”，也同样有真有伪。《功甫帖》同轴另纸装裱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许汉卿题跋。
“伪作派”：单国霖论文质疑翁方纲题跋及题诗的真实性，理由是翁方纲书法结构不稳，“翁方纲”、“宝苏室”二印有疑问，且翁氏题跋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文内容有出入。
“真迹派”：苏富比方面认为这样的出入可以认为《复初斋文集》很有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底稿编辑的。
5 看骑缝章
古代书画上盖有的骑缝章能为真伪鉴定找到一定线索。
“伪作派”：上博研究员方面指认拍品《功甫帖》是从拓本翻刻而来，证据是墨迹本上“世家”半印作为骑缝章与芯纸边缘却尚有距离。
“真迹派”：苏富比方面则称墨迹本上“世家”半印右侧与作品边沿的距离，明显是作品覆褙纸出座与作品本笺形成的距离，这是书画装裱尤其是古书画装裱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不存在任何问题。
6 析纸张
书画笔墨的形象和形式借助纸、绢等材料才能体现。这些材料的原料选用和制作方法都有着时代的不同特点，对于书画断代起着一定作用。
“伪作派”：上博认为《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亦可定于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
“真迹派”：朱绍良称拍品《功甫帖》墨迹本，纸张为北宋用纸，属于苏轼习惯性用纸，纸地帘纹明显为北宋竹帘抄纸，且这么厚的楮皮纸根本不适合钩摹。
7 核史实
书画中的内容是否有悖于当年的历史，通过文献等的考据也能让真伪的辨析多一道屏障。此次真伪事件中，关于“奉议郎”的官衔所用年代也成为争论点之一。
中国收藏家协会鉴定委员会主任刘建业指出，“奉议郎”这个官职是元丰三年(1080)九月北宋改革官制时才恢复的，熙宁年间根本没有“奉议郎”这个官名。而拍品《功甫帖》被认为是苏东坡在熙宁四五年间所书。
不过知名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认为仅以文献考证论，似仍难坐实此帖的真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