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拍摄《国家宝藏》，王刚老师估计面子也没那么大能进到玻璃房里这么近距离欣赏编钟，看的都直接想跪了！一秒变“迷弟”。
可能越是懂行的人，才越明白这套曾侯乙编钟意味这什么，所以也难怪王刚老师这么虔诚膜拜。这是真正的中国黑科技神器啊，一经出世，就吊打西方音乐界，啪啪啪，那个清脆响亮。
钟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夏禹时期，就出现了青铜制的钟。周代开始出现编钟，它们成为宗庙或宫廷举行典礼、宴会的乐器。战国时期，编钟又发扬光大，为古代乐器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时孔子等人认为音乐有社会道德力量价值，皇宫举办文艺轰趴时，需要音乐来“正思维、起和睦”。同一时期，酷爱编律和乐器制作的曾侯乙，以匠人之心定制了一套皇家级编钟，至今看来仍是稀世珍宝，是目前发现规模较大，制作最精良的战国编钟。
这套编钟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全套编钟共65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钟架长7.48米,高2.65米，这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来说，它有5个成年人手拉手连在一起那么长，有普通公交大巴那么高。其中，最大的一件编钟，高1.52米，重203.6公斤，没错，就是400多斤。全套共65个大小编钟，重达2567公斤。从出土时就震惊全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可是2000多年前中国人铸造的金属器，简直逆天了。所以曾侯乙编钟一经发现，立刻被列入禁止出国展出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与曾侯乙编钟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国宝，同样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尊盘，青铜工艺之繁复精美，几乎是中国青铜时代不可逾越的顶点，目前依然无法完全复制。
话说回来曾侯乙编钟，这件国宝出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钟架是铜木结构，全长10米左右，上下3层，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人形圆柱承托。
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灭六国文化，这使得我们无从知道先秦时期的音乐水平状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关于七声音阶，人们公认是从欧洲传来的。
两千年来，经汉儒之手留存至今的音乐理论被视为华夏音乐的“正统”。西周以来正统的“雅乐”只用“宫、商、角、徵、羽”（用简谱表示即1、2、3、5、6）五声音阶，历代儒家，尤其是宋代以来推行“复古”的文人儒士，更是推崇“五正声”，竭力排斥五声音阶之外的偏音——“清角、变宫、变徵、闰”（用简谱表示即4、7、#4、b7），这些偏音不仅不能使用，还被斥为非华夏正声的异端，有违中正平和。因此，七声音阶一直被认为是舶来品。
然而，对照曾侯乙编钟的铭文连同其音响的分析清楚地表明，编钟的基本音阶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七声音阶，其偏音“清角”和“变宫”二音赫然在目，其结构与今日通行于全世界的C大调音阶（用简谱表示即1、2、3、4、5、6、7）完全一致，甚至连其“宫音姑洗”的绝对音高，也正对应于现代钢琴的“中央C”，为256赫兹。曾侯乙编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世界，我们的先人早已创造并使用七声音阶，舶来之说不攻自破。
图为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均钟
最初已无人识得。它形如棒槌，器身狭长，岳山低矮，共鸣箱小到使乐器失却实际演奏价值的地步。经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考证，该器就是《国语》中所载专为编钟调律的“均钟”——一种古代的正律器，的确不是一种用于实际演奏的乐器。《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一个叫伶伦的人，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用溪山谷里圆直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均钟身上多处彩绘12只一组的凤鸟，正是伶伦以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制定12律的象征。
曾侯乙墓出土的全部65口青铜编钟，均刻有铭文。除楚惠王赠送的那只钟所刻铭文与乐理无关外，其余64口钟上及钟架和挂钟构件上的3700余字铭文，其实是一部久已失传了的先秦乐律学史。
难怪王刚老师不断夸赞：“我想替我守护的这件国宝再多说几句。这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啊！朋友们，这个六十五件青铜编钟，音域就跨了五个半八度。我们过去都知道中国是五声音阶，西方人呢，是七声音阶。他们曾一度觉得五声音阶显然是落后于七声音阶的，然而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当西方人亲耳聆听到我们敲响它的时候，震惊了，拜服了，可以说改写了世界的音乐史。音域跨了五个半八度啊，我相信这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绝对是一件超级乐器，是世界第一。由此，我们难道不该从心里感觉到文化的自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