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次新发布的《办法》，业内人士众说纷纭。这些变化究竟该如何解读？对于拍卖企业，这是否真是一次“松绑”？对此，中国文物拍卖史专家、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赵榆有着自己的看法。
作为一位曾在文物系统工作过的“老同志”，这么多年来，赵榆一直密切关注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一举一动，此前每一次政策的变动，他都“敢说敢言”。而这一次，《文物拍卖管理办法》取代《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在他看来，并“没有太多变化”。
▲ 中国文物拍卖史专家、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赵榆
这次《办法》的主线是“简政放权”，即将文物拍卖许可证的审批等工作，由国家文物局调整为省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开展。
赵榆：这是对的。过去，拍卖企业的审批等工作都由国家文物局一家来做，工作量确实太大。权力下放后，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不过，拍卖企业一年有春秋两季大拍，从征集拍品到制作图录，再到举办预展，时间非常紧张。行政部门是否可以再多体谅一下拍卖企业的困难，让他们在报批等方面的工作量再减少一点，审批时间再短一点，操作再容易一点，这样更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我们注意到，在《办法》出台后不久，就发生了国家文物局叫停日本“横滨拍卖”事件，认定横滨国家拍卖株式会社拍卖会中的6件拍品是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很多人认为，这是《办法》颁布后，国家文物局一次态度坚决的亮相。对此，您怎么看？
赵榆：其实，这次叫停事件与《办法》没有直接联系，是国家文物局依照有关国际公约对非法劫掠文物进行的追索。历史上，中国被帝国主义劫掠的文物不尽其数。
1974年，我调职国家文物局，1975年局里派我去敦煌，而当时我对敦煌所知不多。那时候，王世襄先生在文物局管理资料，他给我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一本是《西藏历史》。读完后，我才去了敦煌，此行也让我深深体会到，外国列强对中国文物的掠夺，除了在圆明园进行明枪实弹地抢掠，也通过考古、探险、商业等方式掠夺了一批重要文物。
所以，我认为这次《办法》中关于应当上交出土、出水文物及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不得拍卖等规定，要一直坚守。历来，地下、水下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一条“红线”，从来都不能越过。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即拍品来源要清晰。如果这条不能坚持，就会给社会造成很多麻烦。举个例子，“文革”时期，河北沧州一家学校图书馆的近现代书画被盗，盗贼将它们拿到荣宝斋去卖。当时，荣宝斋对文物是要“查户口”的，工作人员一看画作上盖着学校图章，便知是赃物，最后将盗贼捉拿归案。可见，查明文物来源非常重要。
《办法》中，文物拍卖标的的管理范围扩大了，增加了一些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实物，在您看来，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做出的调整？
赵榆：文物鉴定标准应当与时俱进。新中国建立后，《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颁布，设有三个年代门槛，即1949年、1911年和1795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觉得门槛可以变一变，“界线”可以往后挪一挪。像有名望的近现代艺术大师李可染、吴冠中等名家之作，以及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实物等，都应有相应的禁止。
取消第一、二、三类文物拍卖经营范围，文物拍卖企业可以全门类拍卖文物，这是本次《办法》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条款。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那些曾历经千辛万苦才拿到一类资质的拍卖企业来说，这项规定会对他们构成一定的市场冲击。
赵榆：将文物拍卖经营区分三类资质管理，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的。可以说，这种资质是压在拍卖企业肩上的沉重枷锁。许多企业为了申请一类资质，要经过繁复的手续、漫长的等待，其间的压力让他们苦不堪言。而这么多年后，人们发现，这项政策不利于拍卖企业的经营，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文物监管也起不到好的作用。
另外，你所说的这种“观点”，更多是与企业经营有关。尽管文物艺术品资源有限，但想“一家独大”是不可能的。企业更应该着眼于如何改善经营管理，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得到持续发展，所以，取消资质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市场来说都是件好事。
《办法》依然保留了“拍卖企业必须有5名以上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这一条为不少业内人士所诟病。
赵榆：这一条应该取消。2003年7月1日施行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依法设立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的，应当有5名以上取得高级文物博物专业技术职务的文物拍卖专业人员……”。当时设置这项规定，是基于拍卖企业的迅猛发展。那时候，拍卖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急速扩张，有关部门为了控制“扩张”速度，所以实施了这项规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北京的拍卖企业跑到西藏、新疆去请专家。更没想到的是，符合条件的文物专家数量有限，拍卖企业无形中又刺激了专家报酬的增加，最后便成了哪家公司出价高，文物专家就去哪儿。更令人犯愁的是，相关规定对文物专家的职责并没有明确规定，以致被聘用的专家大都成了“笼子里的摆设”。重庆一家拍卖企业的老总曾在拍卖年会上抱怨：“找专家很累啊！”由此可见，这项规定给拍卖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在文物拍卖鉴定工作中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应该取消。
有许多媒体在报道《办法》时，都用了“松绑”一词，您认为这是“松绑”吗？
赵榆：不是。在我看来，这次《办法》相比以往，并没有太多变化，像审批权下放等条款，其实在《办法》颁布之前已经开始实施。你可以这么理解，这次颁布只是一次“公示”，告诉人们“有法可依”了。
